作者 |灰西，南京大学
接受美学的崛起，意味着欣赏者地位的提升。没有接受者，作品就只完成了一半。在影视行业，观众一向都是重要的一环。以市场为导向的类型片从一开始就承认了这一点。时间向前推进，新兴的流媒体平台利用自身独有的优势不再仅仅满足于以观众为接受对象，更想把观众拉入“创作者”的行列，给他们更多的“自由”。
CBS All Access平台的剧《审讯》（Interrogation）就提供了一种新的流媒体观看模式。剧集根据一桩跨度20年之久的真实事件（1983年Bruce Lisker杀母案）改编。
1983年加州妇女Mary Fisher在家遭残忍谋杀，报案的未成年儿子Eric Fisher成为头号嫌疑人。洛杉矶警探David Russell负责调查此案。最终Eric按照成年人法判终生监禁。20年后，Eric指控Russell捏造假证据，这一案件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剧集的首集和末集是固定的。
而在此之间的2至9集，观众可以自由选择顺序观看！
剧集希望观众将自己代入警探的视角，抛弃线性叙述方式，自行决定调查轨迹。每一集都以某一相关人员为核心调查。
真实凶案（True Crime）改编的影视作品一贯是热门，如《美国犯罪故事》系列。以真实案件为底，观众享受的刺激是双重的：剧情带来的戏剧性和真实发生在世界某地的危机感。
这类凶案一般都是未解决或凶手不确定的悬案、错判的冤案。
《审讯》一案也如此。
关键线索的缺失与动机不充分，让差别人物的利益与想象在其中插上一脚，成了一桩罗生门。
但这是这类题材本身具有的，和观众观看的顺序无关。事实上，观众按照顺序观看，依旧会发现剧情在20年前和20年后的差别人物之间穿插。
《审讯》打破顺序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增加了观看的难度，调动了观众在记忆方面的积极性。观众需要记下剧集里许多无铺垫的新人物和新剧情。如果碰巧上一集出现的新人物恰巧成为下一集的调查对象，也确实会产生一种模拟“侦探”的兴奋感。
但这种积极和兴奋感随着集数增加明显降落，成为随机、无法复制、没有保障的即时情绪。且因为历时之久，材料遗失，证人难以联系，可调查的证据（checkable fact）非常少。
看不到新的的证据，看不到新的嫌疑人，观众和警探都陷在猜测的泥沼里。
不管中央选择的顺序如何，观看完最后一集观众的判断都会趋同。打破顺序所影响的只是对人物理解的早晚。
更关键的是，选择的案件背后的雄厚性远配不上新颖的形式，以致于最后形式流为噱头。
编剧试图引入社会背景提升剧的深度。
剧里多次提到罗德尼·金。作为非裔美国人，罗德尼·金被洛杉矶白人警官用暴力制服的新闻报道成为社会对司法公正、种族歧视抗议的开端。可是，这个凶案的嫌疑人是一位白人毒瘾少年。虽然涉足警探作风问题，但远没有那么严重。
在电台里出现著名的OJ Simpson报道，OJ本人从明星到凶犯的坠落、黑人的身份认同、种族歧视、电视媒体的介入等多重因素酿成了世纪庭审。
这个案件一比，就显得“小家子气”得多，缺乏广度与深度。
和《审讯》一样打着新型观影方式旗号的作品近几年并不在少数。
观众在表面上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这种自由有的是基于平台的设置：倍速、快进、回看、只看某位演员的部分、高能条。线上观影的方式使得作品的节奏脱离了作者的预设。
完整强制性的观影除了在影院这种环境以外，已再无别处。
从良性角度考虑，这对创作者的要求更高。如何留住观众的视线，让观众跟随自己的节奏成为重要的难题。
另一些自由则是作品本身有意的设置。最突出的是引入游戏性质的互动模式。观众成为主宰人物行动的天主，通过操控人物执行差别的选项，走向差别的结局。
《黑镜：潘达斯奈基》、《古董局中局》甚至《爱情公寓5》都包含这样的互动元素。但只要观众体验过一次，就不难发现这种模式的弊端。
有限的时间决定了选择的有限，即分支的有限。
影视作品不成能像《底特律·变人》、《奇异人生》之类的电影向游戏，有极大的体量并能配合手柄和键盘进行动作操作。人和角色有除了视觉以外的连接。而影视作品的实质仍是以导演和编剧意识为主导的故事呈现。只是相当于以往的作品讲一个故事，现在的互动作品是讲N个故事。
选择的增加并不代表自由度的提升。
以《黑镜：潘达斯奈基》为例，看似观众有多种选择实际上只有一个主线和多个分支，分支的失败引导观众不竭走回主线。也许未来，互动电影会有更多的选项，但这种选择仍旧是可以穷尽的，在可控范围内的。电影里的角色已经意想到自己是被操控的。而观众很少意想到提供选项的互动实际上仍旧是一种操控。
互动的例子在影院仍占少数，但也不是绝对没有。
拉斯·克劳梅指导的德国电影《审判》是我在电影院看到过的“互动电影”。
电影讲述的是经典的“轨道”问题。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民航客机，逼迫机长开往一座坐满了观众的体育场。一位德国战斗机飞行员掉臂下级指令，在民航机撞向体育场前先行将其击落。他拯救了数万名无辜的观众，却牺牲了飞机上所有的乘客，因此出庭受审。
在听完整场庭审后，观众们要以即席投票的方式，选择观看飞行员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影片结局。对于这一部电影来说，导演让观众成为陪审团。无形当中电影的人物不再是透过钥匙孔偷窥到的人。
虽然这仍旧不是现实，但道德感会促使观众更加投入并思考。这种自由并不是依附于电影这一形式的，而更像社会学实验影像，用以借此观察差别民族、差别背景的人的选择。如果作为戏剧演出，这种临场效果带来的代入感与震撼必然大于影院。
说到底，赋予观众自由的根本目的是让观众融入作品。过往的电影以开麦拉的视角为观众提供一个安全的观看位置。而新媒体选择让观众走向台前，以明确自身存在的高维姿态去操控角色，或是像《审讯》一样鼓励观众代入警探视角，开放观看顺序的权限。
还有一种依附于媒介特性诞生的“桌面电影”，如《网络迷踪》《解除好友》系列。电影全程以电脑桌面为底。人物以电脑的摄像头或是电脑文件、网页界面的形式出现。电影中电脑画面与观看时电脑屏幕的重合，造成一种观众就是操作者的错觉。
这种形式可以看作是伪纪录片在新科技背景下的一次推进。当然这种代入感有特定的观看环境。在电影院看，无疑会大大降低这类作品的效果。同样，满足现代人用手机看视频的习惯，“竖屏”短视频成为新的创作方向。
新的观看形式起初必然会带来新鲜的体验。但这种新鲜感的可持续性以及背后的雄厚性需要受到质疑。希冀以形式的创新改变观众与作品的关系，在当前阶段仍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