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有人会很好奇，我究竟是一个甚么样的角色。”
“（当导演）是个苦活。我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构想，很多剧本，但我知道现在不太可能去完成那些苦活。拍《掬水月在手》已经非常辛苦了，辛苦到你不想再这样了。”
前些天，活字文化和前员工的劳务纠纷在文青圈里闹得沸沸扬扬，一度把《掬水月在手》这本书的豆瓣评分拉低到3.9。
好在这股怨愤没有影响到电影《掬水月在手》，不公平的事，肯定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但电影的分内事，还是得赶紧说说。
和导演陈传兴老先生聊年岁更长的诗词大家叶嘉莹老先生，已经是数周前的工作，当时陈导做的采访有很多，对于叶嘉莹老先生的粉丝，电影幕后已足够饱满。
而我私下的愿望却是，在通过聊叶嘉莹先生，我们可以打个回弯，回过头来，触探一下当下台湾电影行业里“非职业导演”陈传兴老爷子的所思所想。
毕竟，我们做的是第一导演，我最想知道，陈传兴导演自己的表达性在哪里，对现世与现实的看法。
导演陈传兴
结果聊到这个分裂的世界，一发不成收拾。
“（受疫情影响）全世界经济层面上会有大量的纾困政策，其实就是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用了，牵萝补屋。这里面有很多令人两难的困境，变成一种悖论了。你要接受这个，你不接受你会更惨，可你一旦接受这个，那会有另外一种困境出现。
不光是制度上和基础建设上的，同时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伦理上的问题，人跟人之间开始有了社会距离，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稀薄化。还有媒体中的伪新闻的大量扩张，这之间显露的是一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各种灰色、黑色的邪恶的乱流。
当大家在讲疫情打破了全球化的状态，其实刚好相反，它造成了另外一种全球化，一种负面的全球化，是一种全球化的阴影的扩散。”
听起来，无解而绝望啊。
这就需要《掬水月在手》这部电影来救世了。
“叶先生一世多艰，在近百年的波折、苦难、挑战、困厄的时候，她脑海里时时地飘过这三个大问题，都要做一些抉择。我想这也是你们当下每天都会面对的，我能做甚么？我应该做甚么？我能够有甚么希望？这也是从当下从一种道德责任，一种对未来的期望。”
本篇采访8000字，读起来需要花点时间，但我想，它极其有益。
01.点状生活：就一瞬间，只要做得到核心，就能看到叶先生日常的一面
法兰西胶片：您为这部电影先后对叶嘉莹先生做了17次采访，预想中是这么多的工作量吗？
陈传兴：原本预想再多一点，鉴于叶先生的年龄，还有她的血压问题，再加上我们从台湾到天津南开的路程，有经费考量，各种因素吧，最后就变成17次。但量已经够大了，足以涵盖这部电影。
我每次访问都会先准备各种提纲，叶先生说可以了，你们过来，我们就从台湾把团队带到天津，所以这17次不是即兴的，都有蛮详细的过程。
法兰西胶片：叶先生为何忌讳呈现自己的生活？她经历了这么多风雨，按理说心态会更释然啊。
陈传兴：也不行说忌讳，简单讲，就好像她写《红蕖留梦》一样，她唯一认可的口述传记。其实很简单，就好像我们每小我被拍照的时候，会有开麦拉意识或相机意识。每小我觉得自己会被记录下来了，多多少少有一种不自在。
对于叶先生来说，那么高龄，又那么年高德劭，她不希望被记录下来的工具造成别人对她的误解。她绝不是故作矜持或做作，绝对不是这样。
你也知道媒体在最近这几年，会有很多很怪的报道出来，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学术大家来说，她会有一些不安，因为她不知道拍摄的角度是甚么样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她一向在工作，一向在整理自己的学术论文，每次采访她都说我们占了她太多时间。在这些因素下，她才会排斥。
叶嘉莹，1924年7月出生，号迦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法兰西胶片：但我们仍看到她几个生活画面，比如她总觉得眼前有一根头发，还有风扇在吹她，她说不要再吹了。
陈传兴：还有吃饭。
法兰西胶片：嗯，她在那热饼，所以这些镜头是叶先生允许呈现的？
陈传兴：对。这完全跟叶先生不太一样了，环绕着自己一整天的生活，各种点点滴滴，这是两种纷歧样的呈现。
法兰西胶片：我就在想，既然有这些镜头，为何不行顺着再多放一点点进去，篇幅更长些？
陈传兴：这些生活的工具，有鉴于跟整个影片的叙事无关，所以就没用上。但是我觉得用点状的，或者一种跳跃式的小片段，就一瞬间，只要做得到核心，我们是可以看到叶先生日常生活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面，我想也就能够了。
其实她的生活很规律，就像康德那样的人，每天作息非常固定。她是住南开大学里的宿舍，每天固定时间起来，就开始念书写工具，吃饭，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新闻，有没有在看剧我不晓得，然后就午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她非常克己以俭。
法兰西胶片：她平常情绪会有一些起伏吗？
陈传兴：偶尔会有一些起伏，血压的问题，或者有时谈到一些过往，让她有一种情感上的波动，比如谈到父亲在加拿大突然脑中风、过世，她在大雪中去叫车，叫不到，最后是另外一名老师来找她；包括她的大女儿过世，这些蛮让她情绪高低起伏的。
还有她谈到1974年回祖国，她那种情感起伏是她写出了《祖国行》的长诗，电影里也有出现。还有她在牙医那里，医生治疗她的牙，她却在想诗句，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她的情绪上的波动。
法兰西胶片：叶先生，还有包括您自身，怎么看待死亡？
陈传兴：叶先生我不敢讲，这涉及到她小我，我未便多讲，也没有资格替她发言。
我自己对死亡有非常高的兴趣，我做的很多工作都围绕着死亡在打转，包括我的摄影展，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拍丧葬的坟场。
墓园妇人，陈传兴摄影作品
死亡是我自己的哲学课题，很正常，就像海德格尔他们一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如何面对这种终尽。中国《礼记》丧礼也都是处理死亡的问题，孔老夫子也一向被问及，庄子会开骷髅的玩笑，这都是死亡。
在魏晋南北朝那种动荡不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最大的娱乐是甚么？喝到醉醺醺，把衣服脱光，唱挽歌，挽歌就是哀歌，为死者哀悼的歌。这是他们最大的娱乐。因为生命随时都会消失，挽歌可以用来抚慰心灵。
02.真·爱国主义：血缘上的情感多于在政治上的考量
法兰西胶片：刚才咱们说1974年叶先生回国这一段，电影里并没有做更详尽的社会描写，而从现实情况来说，叶先生回大陆后被台湾封杀，这反而在某个层面让电影发生主旋律的感觉。但这个所谓的主旋律，和叶先生回国的情感，并不是一件事，不知道您怎么看？
陈传兴：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时候她当然不知道整个10年风波，可是我们能看到她1949年离开中国后，跟她1974年再回到的中国之间的巨大的变化，对她来讲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进步，所以她会写下那么长的《祖国情》，以及会谈《艳阳天》，那是血缘上的情感多于在政治上的考量。
确实跟现在的主旋律不太一样，她纯粹是自己情感上面的，很深层很深层的工具。所以她才会看到亮亮的灯，想到长安大街，就开始哭了。一回到北京，她就想去找顾随老师，然后才发现顾随老师已经往世很久了。
这讲起来，有很多悲痛。但她还是一样的，她觉得这情感没办法抗拒，一种在历史上发生的每小我的命运，你必然要去承受，必然要去面对的，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法兰西胶片：其实她这个才是爱国主义对差池？
陈传兴：我们用狭义的爱国情绪来说，就国家的定义来讲，这是一种祖国的血缘文化，简单讲就是故国情怀。所以我在很多访问里一向强调，整部电影其实是一个返乡之旅，回自己的故乡去追寻，她不竭地在做这种回乡的努力。
导演陈传兴签售著作
03.面对分裂的世界：你要接受，你不接受你会更惨，可你一旦接受，那会有另外的困境出现
法兰西胶片：刚才说到叶先生每天都看电视新闻，如果只看电视新闻的话，我想知道，她对当前的环境，能触达到多少？
陈传兴：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叶先生对这些是很清楚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她在南京的时候，觉得上海国民政府贪污腐败，写下了一些批评当时社会上的，1945年到1949年之间比较不胜的国民政府的工具。
那个时候，她还带着年轻热血的情绪，到台湾以后，经过种种白色恐怖的激荡，再到她自己生命里面的家庭变故，所有的这些，她都要扛过来。以后，她其实可能就把很多的对于外在的工具，用一种婉转的情绪，烙在自己心里面，再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