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怡楠，编辑：吴燕雨。
在平遥古城西北角一座废弃的柴油工厂里，诞生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举办地——平遥电影宫。从外表来看，电影宫依然保留着浓重的工业风，门店招牌都故意做的锈迹斑斑。但这里到处充满着电影元素：海报、雕塑、甚至是以《江湖儿女》命名的“江湖汉堡”。影展期间，很容易听到影迷在讨论看哪部南斯拉夫电影，也能在晚上偶遇起舞的赵涛。
电影宫的检票入口
刚进电影宫，就有人和毒眸回忆起去年此时的盛况：“我去年来的时候，电影宫里得有一半是外国人吧，你去年要在这儿，努努力，几天就能把三大的评审主席都认识了……”
而一旦走出电影宫，平遥古城便和电影毫无干系。古城有着旅游景点的全部模样：数不清的山西馆子、牛肉面馆、随时可见的纪念品商店、播放着迪斯科的酒吧、冷冷清清的游客……一家醋店门口，在浓郁的醋香里，一群上海口音的老年游客正在询问着醋里有没有酒精。
电影宫内外，存在着这样微妙的割裂感。在这座小小的华夏古镇上，既有最迷影的一群人，又有最闲适的游客。而他们之间，并不相通。
这种割裂感，或许是国内民办影展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本土影展的一个切面。
而这种本土性特色，映照在电影宫内的一些细节，也勾连起了那些隐匿在电影以外的“情面”感：立足山西的“从山西出发” 展映单元；放映厅外的山西手工艺摊位；电影手册上针对山西部分县市的旅游推介活动；而来到平遥的电影人，也多多少少都是冲着贾樟柯夫妇……
平遥，或许是最中国的电影展之一了。情面味，在这个坐落于千年古城里年轻影展身上，已经十分浓厚。
18日晚，贾樟柯及其团队宣布退出第五届平遥影展
随着贾樟柯宣布离开，变化正在发生，这个充满着情面味道的本土电影展，必须拥抱其新的命运。
情面
如果选几个能代表传统中华文化的地方，地处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山西必然算得上是其中一个。
放在过去，或许很难想象到，平遥这样一座有着2700多年历史的古镇上、能诞生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影展，但汾阳人贾樟柯却这样做了。
贾樟柯想要落叶归根、故土眷恋，本就是一种情面。而之所以在家乡办影展，或许也是根植于他青春期的一份执念——在进入北电之前，他曾坐过五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只为去太原听一场摇滚乐；也曾坐上一整夜的火车，仅仅要去北京看一次雕塑展。成名后的贾樟柯，没有忘记生活在小镇上时对文化资源的渴求，多次说过：“我想在小城市办，小城市同样有这个需求。”
而母亲的一番话，让他下定了决心：“100多年前美国人能在中国开个中学（贾樟柯就读过的汾阳中学），现在我们山西人自己在家乡开个电影节，怎么还开不了？”当时的他，每年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各类国际电影节，对电影节该长甚么样子再熟悉但是。
选在平遥，并不是贾樟柯脑袋一热就做出的决定，当时平遥县政府十分热情、有着向文化家当转型的期待。这座距离贾家庄40公里、有着52万生齿的小镇，似乎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落脚处。
在政府的支持下，短短一年内平遥影展就准备好了，是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政府与贾樟柯团队签署了四年的合作，这其中，便包括占地两万多平米、位于古城内的平遥电影宫；同时，给予影展必然的资金支持。
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主题《平遥元年》
今年影展的开幕仪式上，毛阿敏演唱了山西旅发大会主题曲《现在就出发》；现场播放了有关山西文旅的短片《山西，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而在部分影片展映、活动中，还安排了许多领导讲话。
“当时真的很冷，因为讲话时间太久了，我连开幕电影还没开始放就走了。”一名影迷告诉毒眸。
在政府的支持下，平遥影展的很多地方也很接地气儿。
18号的“影视拍摄取景地考察”活动，吸引了不少来平遥影展的电影人、媒体人参加，午时，一行人来到了雁门关景区山脚下的饭店吃午饭。上猪脸这道菜的时候，刚好有领导过来敬酒，“在我们这里，猪脸的寓意是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不少同行的嘉宾纷纷感慨，这样的“考察”非常接地气儿。
除了种种接地气儿的安排以外，平遥影展里更多人能感同身受的，是贾樟柯的情面味儿。
作为发起人，贾樟柯几乎对影展的公司亲力亲为包揽“一切”。
其实，在不做平遥影展的时候，贾樟柯“不混圈子”，保留着某种文人心性。而每到影展时，贾樟柯则会逆向而行，斡旋大小工作、和各色人周旋。有多位电影人都对毒眸感慨，去平遥多多少少与贾樟柯有关。而对于贾樟柯而言，他想要尽自己所能，为来影展的影片和电影人做点甚么。
因而，在影展期间，大家常常能看到贾樟柯。他每天都泡在影展里、站立时间长哒十个钟头以上。头几天，他走红毯、迎接剧组。哪怕是第一次来平遥、甚至是第一次参加电影展的电影新人，贾樟柯也逐一合照、扳谈。红毯以后，他的行程又被各种首映礼、大师班、颁奖仪式、晚宴等活动塞满……
来这里的影迷，也常常能在电影宫的院落里遇见他。 “好几次科长都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大概是去参加大师班的路上。”一名影迷对毒眸说。
在今年的影迷派对上，贾樟柯说：“我常常下昼一小我站在平遥电影宫的门厅，红毯台阶上面，这里挂着费穆先生（民国知名导演）的照片……”这大概是他在繁忙脚程中，偶尔休息一下的一种方式。
这种情面味，对于许多电影人、尤其电影新人而言，是重要的。“带了一种亲热感”，一名电影人告诉毒眸。
而这，也给平遥影展贴上了独特的标签。
找钱
做一个影展，第一号难事是找钱。
从平遥影展第一年开办，贾樟柯和当地政府就已经约定好了一份“四年合同”——平遥县政府曾宣布，贾樟柯和他的团队获得当地政府的三年资助，数目在千万元级别，并且三年的资助金额逐年递减，到第四年不再提供资金的帮助。因此，贾樟柯和其团队还是要自己解决一部分找钱的问题。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以欧洲三大影展为例，戛纳国际电影节每年需要投入2000万欧元；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年度预算为2200万欧元；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投资为900万欧元。
好在，虽然三大的花费乍一看不菲，但始终有着政府的长期支持。公开资料显示，政府的出资额每年能占到戛纳成本的一半以上；类似的，柏林每年三分之一的支出、威尼斯三分之二的成本，都由各自国家的文化部拨款。即使是强调电影独立性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虽然资金压力大于三大，但政府依然是其首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戛纳2020
多位电影从业者都告诉毒眸，没有政府资金支持，影展是无法持续办下去的。一旦失去了政府的支持、电影节会变成怎么样，韩国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可能是一个例子：
曾经，政府每年为釜山国际电影节提供三分之一以上的资金支持。但因“岁月号”事务的分歧，政府开始大量削减预算，这导致在一段时间内，釜山影展的高层纷纷离职、电影节观众一度锐减、韩国四大制片公司也不再出席该影展。
放眼全球是如此，在国内影展身上，找钱难更是必然，这是国内民间影展共同的困境。
FRIST青年电影展的创始人之一李子为曾说过，她每一年办FIRST都当做最后一年来办，为了“找钱”她甚至还借过印子钱。
今年，李子为频频感谢麦特和联瑞年初赞助的两笔救命钱。“当时账面马上就没钱了，甚至考虑过把办公室退掉、让大家搬去我一个朋友空置的火锅店工作。”李子为回忆道。 “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影展，政府几乎没有甚么投入。”重庆先锋电影展的李冠一也说过类似的话。
北电教授、策展人张献民在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过，相对理想的电影节展资金来源是三分之一来自政府和各级公立机构，以政府为主；三分之一来自商业需求、广告赞助商；还有三分之一来自展映票房。
而残酷的现实是，相较国外影展，国内民办影展大多只能靠品牌赞助获得资金。而一个影展在早期却没有足够的商业吸引力，很难有大量赞助商趋附者众。这是一个解不开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