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可以说，恰恰是我们的审核职员，通过删减和审核的方式，拯救了这部打着“拯救业界”旗号的电影。
【文/观察者网 王世纯】
我把电影《八佰》看完了。这电影，拧巴。
为何拧巴，就要从管虎想要拍摄一部什么样的片子说起。
人民不妥看客以后，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反思+人道=河殇？
管虎拍摄的，不是像《布列斯特要塞》那样一个纯粹的坚守并等待胜利的故事——如果是那样，影片质感会比今天这个最终的版本要优秀得多。对于管虎来讲，他似乎想把《八佰》拍摄成一个有关看客的故事。
在访谈中，管虎对于为何历史上会出现“四行孤军”这种孤军奋战的行为是有自己看法的。
历史上，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将抗战的前途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因而在本就不适合作为决战战场的淞沪战场中白白葬送掉中心军和杂牌军几乎全部主力。在丢失大场以后，蒋介石集团为了进一步向国际联盟表达自己的抗战决心，将谢晋元的542团放在租界边上困守，妄图用国际舆论逼迫日军撤军。
但管虎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候，却将打开“八佰”的首要视角，放在了河对岸麻木的群众。管虎原话说：“那一天，三万多人在对岸看。开始盲目的看客多，随着战事加剧，都亲了，都是自己人，开始投入，开始悲悯”。电影《八佰》中的租界人民，在面对日寇入侵时，首要的表现是“看”和“急”，似乎持续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在10月30日才刚刚开打一样。
电影《八佰》中的人民，在面对日寇入侵时，首要的表现是“看”
但当我们以“看客”内涵来审视这部电影时，倒能理解电影的“高潮”为何会如此的拧巴。影片在前半段中展示了极为优秀的战斗场景和战斗剪辑，但是随后影片“画风一转”，变成了一部“逃命”的故事。
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没有“逻辑性”，是剧情上的硬伤。但如果我们以《鬼子来了》这样典型“反思”叙事影片作为参照物，那么这部电影在后半段的“逻辑”反而是说的通的——影片的高潮部分，无非就是“勇士死了，懦夫变成勇士也死了，活下来的都是懦夫”这样的典型叙事。
英雄的谢晋元团长屈服于特派员的指令撤退了，“瓜怂”和兵油子打了狙击也死了，先上桥的勇士也死了。最后活下来的是谁？是懦夫和看客。
也许，这就是为何管虎要将大量桥段放到租界的原因，因为租界的“事不关己中国人”才是管虎希望拍摄的主体。
诚然，孤军奋战确实有着教育国民的作用，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影片里除了战事本身，几乎仅仅着力表现这么一个关于“看客”的历史侧面是远远不敷的。
最终版本的《八佰》是以诸多性格复杂的“溃兵和逃兵”为主角呈现给观众的，这种在反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人物”自然有诸多缺点，导演也能够冠冕堂皇的以“人道”作为理由来冒充鲁迅大家批判。但这并不是管虎以各种历史上不存在的桥段，肆意抹黑谢晋元团长和542团的借口。
影片中最大的槽点就是，管虎以一种极其正面的态度描述国军虐杀日军俘虏。在管虎的镜头下，被无端抹黑的88师素质较高的士兵“敢于屠杀日本战俘”，而杂牌军的壮丁“没有胆量开枪屠杀战俘”。
而历史上，英雄的谢晋元团长是没有杀俘行为的，这无疑是影片的私货。反思国民性的人已经不少，但如果作品里用歪曲历史的手法来表现，很难说会让人首先联想起鲁迅，还是《河殇》。
管虎也借演员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因为你们这群“看客”没有血性，中华民族才会国破家亡。《八佰》中国这种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桥段，正是被批判的战争恐怖论的延续，同样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可以和日本右翼自我粉刷成“受害者”的言论共鸣起来。
“我们的样子”
骨子里和法西斯一样嗜血野蛮、崇尚屠杀，同时抛开历史、对“看客”无端指责，这恐怕和高屋建瓴的文艺家对历史与民众一贯的轻蔑不无关系。轻蔑就难有真实的认知，认知不及，就只能把“河殇”式反思与“愤青”式鼓动捏在一路，将自己的“创作”挂在两个极端，影响影片的大旨。
在两个极端间摇摆的人，当需要树碑立传时，会说人民群众用反人道的残忍手段反帝反侵略是“杀得好”；当摆到另一头时，会不会反过来，将广大劳苦群众的形象同落后愚昧的“暴徒”联系起来，骂人民群众自发反帝反压迫运动是“义和团”呢？
夸大战争中的这些非理性行为，是否想消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这种意图是否存在，当然难以揣测。但影片中还有更加露骨的片段。
原片里，租界里有一个日籍台裔平民，由阮经天饰演，是“中国通”，说中国话，后来看到日军屠杀，用日文喊住手，被租界的中国人发现以后吊死。乍一看，这个情节是我党一贯提出的，“日本人民也是中日战争受害者”这一正确观念的影视描写。但是放到本片中，放到1937年77事项后的大背景下，这种情节则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者的一种变相的“洗地”。
历史事实是，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在淞沪会战前期，拿起了武器，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和“马前卒”。在淞沪会战初期国民党军进攻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这群潜伏的、武装起来的武装侨民，是帮助日本驻上海特别陆战队抵抗国民党军的主力，这群人还利用对上海环境的熟悉，给88师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但军国主义帮凶不是
这些懂中文的“阮经天”们，在上海长期居住潜伏，难道是为了中日亲善而来？我不清楚这种用特殊个别美化侵略者形象的行为该怎么解释，也许某些给《八佰》打了8.3分高分的影评网站热评更能说明这个情节的用意：“管虎再一次用阮经天这个悲情的角色，将使用U型锁的小粉红抹黑的一无可取”。
所幸，审核职员最终删掉了这处充满争议的情节。让《八佰》的观众在观看影片时，观感稍微好了一点。可以说，恰恰是我们的审核职员，通过删减和审核的方式，拯救了这部打着“拯救业界”旗号的电影。
我们毕竟不行确认管虎导演的原片到底拍出了什么效果。影片里很多地方客观辩证地描写了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缺点，但是，考虑到《八佰》在宣发时全然不提这些“历史正确”的桥段，很难确定它们有多少是在审核工作者的努力下突出或添加的，还是主创本身的意图。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主创是否弄清楚了镜头下小人物的劣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
而一个拧巴的“看客”的故事毫无疑问会遭到票房的报复，这也使得管虎必须要依靠一个“金马奖”为自己保底。
《八佰》+秦汉=金马奖？
为何是金马奖？从“八佰”这个题材本身，就能看出端倪。
管虎不是外宾，拍国民党抗战叙事，有政治正确且商业成功的先例，一般而言，要想商业上取得更大的收益，选取打胜仗的“过瘾”题材，显然更为有利。但淞沪会战以及随后的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失败史，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疤。将这道伤疤拍摄成电影，成为警世箴言是中国导演很正常的选择，但对于一个投资接近9亿，预期票房15亿才能回本的商业电影来讲，选择“四行仓库”则不那么明智了——没有人愿意在商业电影上裹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至少在《八佰》立项的时候，金马奖还有一丝“导演认可证”的公信力
但选择四行仓库八佰壮士这一题材，确实有助于争夺金马奖，因为歌颂“800壮士”本身就是一种很现代的国民党视角下的抗战叙事。
为何说很现代，因为国民党正儿八经地宣传“800壮士”的时间不早于1975年。在解放战争全面失败，国民党反动集团败退到台湾成为蜗居一隅的逆贼败党以后，为了维持所谓的与日本右翼的“盟友”关系，国民党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讲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这导致国民党在从1949年到1975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是没有“抗战叙事”的——不歌颂抗战英雄，也甚少在军内传播抗战业绩。
这种回避，一方面加深了台湾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为今天的“台独”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台湾“国军”变成今天的台军，事实上造成1980年代国民党军事独裁集团的倒台，但这是后话了。除了国民党自立党之初起就有的害怕“友邦惊诧”的传统以外，不讲抗战也与其败退台湾以后的政治格局有关——在解放战争中，大量抗日将领投共或者进功德林，比如王耀武、刘镇湘，少数几个抗日名将也被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排挤迫害，比如孙立人。留在台湾的，不是“第六主力”刘玉章，就是长腿将军孙元良这种跑得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