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集结成精神乌托邦,从纪录片中看到奇迹

时间:2020-07-29 06:15:59阅读:1845
7月28日,作为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方活动,“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论坛在上海银星皇冠酒店举行。该论坛邀请了曾身处疫情一线的纪录片创作者们: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导演范俭、《人间世:抗疫特别节

      7月28日,作为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方活动,“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论坛在上海银星皇冠酒店进行。

      该论坛邀请了曾身处疫情一线的纪录片创作者们: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导演范俭、《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总导演范士广、《封城日记》的导演林晨、纪录片《余生一日》总导演秦晓宇、《好久不见,武汉!》的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共同讨论疫情期间如何打开纪录片的拍摄理念而区别于新闻视角,以及纪录片人如何突破边界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全民记录的更深刻的意义等话题。

      论坛嘉宾合影。左起:范士广、范俭、吕新雨、林晨、秦晓宇、竹内亮。本文图片均来自上海国际电影节官网。

      纪录片要做静水流深的观察态度

      由澎湃新闻出品、范俭执导的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是今年出炉的众多关于新冠的纪录片之一, 首要讲述了武汉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社区之一、武汉丹水池社区三组家庭的故事。作为曾经拍摄过汶川地震的纪录片导演,在巨大的创伤面前,范俭这一次很鲜明的选择了退步和抽离,采用了比较克制和理性的观察方式。

      范俭

      没有选择医院,而是直接扑向社区。范俭解释说,“我想我们纪录片要做的静水流深的一种观察态度,而不是新闻视角的一个观察。这个退半步或者退一步对我来说会有新的发现,反而社区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拍纪录片的,我倒可以施展得更多。”

      范俭进入武汉后,整个城市在那个期间所遭遇的那种创伤和气氛,令他有了更新的灵感,他同时拍摄了一部打破故事性的探索短片,这也是这次特殊拍摄带来的特殊收获。

      同样收获颇多的还有纪录片导演范士广。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爆发后,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间随即组建《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摄制组,奔赴抗疫前线。为展现疫情之下上海这座超级都市的快速应对,节目组第一时间前往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间、上海市公共卫生中间、瑞金医院发热门急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地进行蹲守拍摄。与此同时,3月初,《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总导演范士广、领队柯丁丁、摄像周圣乐、编导谢抒豪组成的四人摄制组,奔赴武汉抗疫前线,在雷神山医院、金银潭医院以及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蹲守拍摄。

      范士广

      做纪录片导演之前,范士广一向是新闻调查记者,“本能的反应是你非常想去那个地方”。

      一向有人认定《人间世》是一部医疗类纪录片,范士广却觉得,虽然拍的是医生护士,场所是医院,但这些其实都是载体。“事实上表达我们自己对这个时代和事务的认知,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件工作。”他强调说。

      因为那段时间在医院面对都是一些悲惨的工作,所以心情很压抑,但是每天晚上回酒店都会看到酒店前台小姑娘在练吉他。“她说‘我觉得大家都蛮苦的,我想练练琴,到时候等你们走的时候能够给你们弹弹’。我们4月1号走的,她真的拿出吉他给我们弹了一首歌曲。这种感情真的很纯粹。”

      “这样非常纯粹的一种情感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非常感动,而且会非常怀念的。”范士广说,“ 我觉得这次能够在武汉过一段非常纯粹的日子,无关物质利益,这种日子我觉得还是非常珍贵的。”

      该不应“按照常理性去拍摄”?

      疫情期间,人与人是隔绝的,是相互警惕和防备的。尤其是纪录片导演,可能失去前期长时间调研的机会,快速让拍摄对象卸下心防是非常艰难的考验。

      范俭就在拍摄期间遇到过很多并不友好的人带来的无端指责,遭遇了很多拒绝。范俭和团队考虑再三,选择不穿防护服进入到拍摄家庭中,虽然自身面临高风险,但能和拍摄对象建立信任通道,他们也正是这样才慢慢打开了拍摄对象的心防,拍到了想要拍摄的内容。

      谈到逐渐走入拍摄对象的内心,范士广说自己有一天在红区里跟一个护士聊天,小护士谈到自己负责的一个病人去世了,病人手机还没有人领,而死亡的那个晚上,手机一直地响,小护士晚上一小我值班,心理上受不了,因为自己会脑补,不知道是谁打过来的。

      看着小护士哭了,范士广突然意想到这一次他们不应“按照常理性去拍摄”,就是去拍摄故事,因为故事很容易把工作简单化和脸谱化,纪录片导演应该去呈现世界的复杂性,所以以后团队开会,才有了后来的“采访100个普通人”。

      吕新雨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医患关系紧张才会有《人间世》出来,但是因为国难,在刹那间,把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路,所有的人都进入到风暴点。大家都心无旁骛的命运共享、同情共享。这样的场景,也让我们反思,由于厄运集结成一个精神乌托邦,片子里看到的是一个个奇迹的发生。”吕新雨说。

      吕新雨

      林晨是一位B站的UP主,网名“林晨同学”。他在B站小我账号上相继推送三则疫情下的武汉现状视频,用镜头记录下武汉的“封城日记”。单在B站,三则视频的播放量已突破2000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视频相继被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媒体转发,从而火爆全网。

      林晨

      林晨的片子似乎更像是一个跨界的作品,它基于一个大家的需求,有一点偏向新闻,有时事性,林晨认为,大家日常的工具可能是更鲜活的,在这个背景下就升华了。

      “当时身在武汉中,虽然很绝望,但是我的朋友一向给自己打气啊给亲人加油,生活中,能够正常吃上菜,等等这些细节能够让我坚持下来,所以不是我刻意地追求正能量,它就自己产生了这种精神力量。”林晨感慨地说。

      “不在意是否是纪录片,很在意是否是好作品”

      现在每一台智能手机几乎都能够完成高质量的拍摄,一个全民纪录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也将推动和改变纪录片内容的产出。

      2020年2月5日,纪录片导演、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在网上发出倡议,邀请所有被疫情影响的人,拍摄下自己在2月9日任一时刻的生活片段。收到素材后,他将和团队一路,制作出一部纪录片,也是一份中国人在疫情中的“影像日记”,取名为《余生一日》。

      秦晓宇

      为何会选择用全民记录的方式?

      秦晓宇表示自己之前是一个诗歌的书写者,并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是一个规范的纪录片,真正在意的是作品是否是一个好的作品,因为“真实的创作其实就是在打破疆界,而不是画地为牢”。

      “ 首先,全民记录的意义在我看来非常重大,每小我不但是一个值得被记录的对象,本身也是一个自动的创造者,相当于把历史书写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分散在每小我手中。”秦晓宇认为,在2月9日的那一天,疫情还在爬坡,其实每一小我、每一个空间都有“前线体验”。

      其次,做纪录片是要“持有情怀,也要警惕立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的警醒,那一个片子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承载狭隘和偏见的工具。“那么多人汇聚起来,基于自己的耳闻目见的那个工具,我们把它汇聚起来,可能就构成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一种宏大叙事。”

      第三,秦晓宇认为自己更感兴趣的是“深处拍摄”,所谓深处是在一种也许是被遮蔽的,也许不再是环境社会层面或者公共空间,它恰恰是心理情感。

      全民纪录并不是秦晓宇的原创,但秦晓宇认为,《浮生一日》像是生活的万花筒,而《余生一日》则更像生活的聚光灯。

      打破偏见更接近真实,是每一位纪录片导演最想要找到的。竹内亮是一个住在南京的日本人,他带着一位编导、两位摄影师,在武汉历经10天,拍摄了“十个家庭十个故事一座城”。这部关于武汉的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6月26日晚在网络播出,不到24小时,播放量已超过2500万次。

      竹内亮

      作为中国女婿,竹内亮导演认为自己有两个定位。

      首先是外国人的视角,其次是纪录片导演的视角。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国外认为中国的很多信息都是虚假的,他们并不相信,但如果由他这样一个外国人来拍摄“相同的内容”,大家就会相信,体会到难以想象,竹内亮觉得这也是一个不成逃避的现实。“因为我喜欢中国,每个国家都有好坏的两面,中国也一样,但外国人只看到中国欠好的一面,我觉得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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